擎天柱琢千寻玉，捧日轮生八面风。

夏日，回到汝城的我，约上几个发小与老友，来到老城区中的文塔。我们一块对文塔行礼后，才入塔门。一步步拾级而上时，让我们蓦然有了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渐渐走进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至塔顶时，见天空湛蓝，几缕横跨东岗岭的白云，几乎已经融化，隐入那远处的透明纱幔之中。俯瞰四周，我看到一座日新月异、繁花锦绣却又古意盎然的城市。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

而这座颇见沧桑、又见朝气的文塔，给这片勃勃生机的土地点缀了一拨拨的文化花絮……

祈愿·期望

范辂出生于1474年。这年春，汝城县城南隅的文塔才盖至第三层。范辂的父亲，一个颇有见识的乡绅。饱读诗书的他，怎么会不晓得文塔意味着什么？于是乎，二月初三，即民间所称文曲星下凡的日子，乡绅范氏起了个大早，天亮时就来跟文塔拈香礼拜。文曲星“谁谁谁”，民间说法不一，大多包括范仲淹、包拯、文天祥一类，正气凛然又有一肚子才气的人物。但在汝城，文曲星这顶帽子，常常戴在来这做过县令的周敦颐头上。甚至，我听舅父说过，周子就是二月初三到任汝城。无巧不成书，历史长卷中才记载有一个个传奇。当时，范辂正待在他母亲肚子里。在柳丝吻水毵毵绿，江水涟泛群鱼露这一刻，范辂的父亲面对文塔，恭恭敬敬拜请周子赐福护佑。后来，范辂其字称“以载”，便是有将周子视为自己灵魂之寓。有传说，范辂当晚便降生人间。范辂的父亲万分欣喜，之后将周子诗文和品德风尚一一传授给幼子。有了这般熏陶，范辂从小好学，13岁为庠生，22岁补廪生，正德二年（1507）中举人，正德六年又喜登进士。三岁即能背诵《爱莲说》的范辂，一生品行端正，嫉恶如仇，成为一名杰出而又清廉的监察御史。礼部尚书范谦为其作传记，赞曰：“公居官三十年，家无长物，仅存俸银九十两，布衣木笏，守父田九十工耳。”时至今日，离文塔不远处，仍有一座古时绣衣坊，便是当年专门为旌表范辂反对宁王和宦官勾结谋反的事迹而建，现被称为“湖南第一坊”。范辂用其“厉行刚方，廉洁忠义”的一生，回馈给了这座文塔不凡的气质与内涵。

自古至今，文塔就是汝城人文景象的赋能之源。

据史料记载，这座文塔始建于明成化乙丑年，即公元1469年。应是受了周子理学的启悟，应验“君子独立而不孤立”这一观念，也就选址于寿江与九塘江交汇之处。这地方为犄角之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种自傲不屈、不染俗尘的祈愿。文塔落成之时，大学士、内阁首辅李东阳特意撰铭。史料记载，李东阳4岁时，即能作径尺大的书法，被称为神童。明景帝下诏验视，大呼奇葩，当即大赏。时隔两年，明景帝召请李东阳讲读《尚书》大义。又隔两年，明景帝再次召请李东阳讲《尚书》大义，当即下旨，将李东阳送入顺天府学为诸生。之后，李东阳成为明朝时期一位重臣，曾为内阁首辅，也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一生著述不断，存世诗约3000首，文近千篇，文风体现中正折中的美学崇尚。偶翻古籍时，我还发现一文中称李东阳“天资英迈，读书一目数十行下，辄成诵不忘。少入翰林，即负文学重名”。李东阳当初能欣然提笔，为汝城这座新塔撰写铭文，也缘于他追崇周子的情怀。还有，胸怀天下的李东阳，他知道，得以周子思想熏陶，人杰地灵、原野衍沃的汝城，一定能走出更多有抱负、有品德、有才华的读书人。

仰望风景 俯瞰风情

数百年弹指一挥间，文塔神采依旧。

每次回汝城，我都会去文塔观赏一番。文塔为七级八面，砖石楼阁式建筑，通高39.75米，“岌峰玲珑，亦雄亦秀”。塔基八面，每面宽2.9米，直径1.4米，基脚及第一层均由长138厘米、宽63厘米的青石块砌成，内有38级石阶上到第二层；第二层至第七层均为青灰色火砖结构，中空，砌有台阶，可盘旋而上至塔顶，墙顶及每层檐牙盖琉璃瓦，“阳光普照，滋彩流光”。塔身分层砖叠涩出挑，上覆青色琉璃瓦。塔门十分讲究，属青石拱券门，上有牌坊式门罩。中间题刻为“凌云”，属取“壮志凌云”之意。稍一抬头，还可发现门罩上端有精美无比的灰塑图案。

而在文塔赏景，往往会被塔旁三座醒目古桥吸引。一座是大通桥，始建于明朝年间，明代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湛若水作有《桂阳大通桥记》。不过，我更喜欢跟友人介绍汝城一句民谚：“桂枝岭头龙见角，大通桥上状元归。”这位走过大通桥的汝城状元，叫朱经贯。他居住的地方，是离文塔仅有一步之遥的下桥村。如今，村口仍有一座“状元坊”。在状元家门口盖一座文塔，也算用心多多。另有一座惠通桥，桥栏雕刻有鹤舞莲叶、瑞狮戏球等图案。桥洞上游一侧，属船形桥墩，上盖部分为一屋檐顶的形状，水可以从两侧流下，意趣横生。仔细一看，游客皆能发现，这个檐顶，是以整块石头雕刻而成，体重惊人。大通桥、惠通桥分别横跨九塘江和寿江。两桥均为两孔，一南北走向，一东西走向，互为直角。下游还有一座平政桥，又称唐家庙桥。明代太子太保朱英曾赋诗赞曰：“津江晓渡碧无虚，画木为梁石作渠。借问个中闲钓者，留题曾识马相如。”古时，在文塔旁边，或桥头之上，皆能见到“市小山城寂，船稀野渡忙”的景象。而如今，人们更愿意把这座小城的风情，一一揉进自己的慢时光中。

超然物外心

桥可渡物，水能行舟。

文塔，则在化人。它的欣然出现，文可载道，文章经济，文搜丁甲，款款善念，得以一一深入人心，让汝城翻开了一页页崭新的文化篇章。古时，汝城曾出过39个进士。一个偏僻的小县涌现出这么多进士，堪称奇迹，得“进士之乡”的美誉。另有117位举人，同样算一个有口皆碑的数字。在岁月一隅，坐拥一份清浅的安暖，执一盏茶茗，守住内心的这一方宁静的同时，文塔也让汝城人有了一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这种崇尚让家家户户刻骨铭心，并孜孜不倦，自然收获颇丰。津江秀才朱俊成以耕读为本，培养的5个儿子一一成名，朱毂为拔贡，朱良调、朱良淇为岁贡，朱汇、朱良谭为廪生，世人誉为“五子折桂”。第三代朱友裴，举人知县；朱有冀，副举，教谕；朱有绪，岁贡。其后又有举人、教谕朱春甲，岁贡朱国英、朱廷墀，举人、中宪大夫朱炳元，武职一品威武将军、福建总镇朱上林，等等。此家风代代相传，人才辈出。时至近代，竟有5位朱家子弟相继走进黄埔军校。自朱俊成起，一个家族300多年，人才鼎盛不衰，便是勤耕苦读、希贤于己的真实写照。据说，朱氏子孙皆将文塔视为家族的文化图腾，顶礼膜拜。每有喜讯传来，朱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跟文塔祷告与叩谢。当年的老宅，朱家的木雕也不一般。人家雕的或花花草草，或男耕女织，或樵夫渔翁。朱家木雕只有一个主题：文人墨客。文塔必是每幅木雕必不可少的一个点缀。

登文塔，汝城读书人如攀灵魂之梯，一步一境界。清朝拔贡何安行曾感慨：“相与登临凭眺，山水之清嘉，村落之参差，城橹市之崇比，一寓于目，皆足增长识量，形式开拓心胸，而使方寸之间怡然豁然，如花木逢春怒发不能自已……”这般感怀，实是难得。记得李白登谢朓楼，与其叔李云饯别时叹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种怀才不遇的烦忧，不仅李白有，陈子昂也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甫在其《登高》中更是一吁：“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即便我敬仰这3位诗人，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何安行这等开阔的胸怀，洒脱的本性。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难怪初识的友人几分释然地跟我说道：“你是汝城人？”言下之意，我本该就是一个适合读书的角色。对于这说法，我倒也不愿反驳。我想起了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一句：“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汝城人生来有一颗“古朴安适”的内心。所以，“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文塔之下，读书蔚然成风，既是顺其自然，又是理所当然。明代泾州知州何镐也是这般感受，便在《题文塔》诗中咏道：“造物钟来分外奇，卓然文笔傍灵坡。有时峰顶兴云雨，仿佛书空临墨池。”

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环境使然，汝城人读书也就纯粹了许多。

于是乎，这里有了一种效应：“御史现象。”据《郴州志》记载，汝城县共培养了整整12位御史。除了范辂，还有他的侄子范永銮，曾任浙江道御史、福建按察司副使、陕西兵备副使、河南按察使、四川右布政使。范渊曾任云南提刑按察使司佥事、副使。朱炳如，以御史出知泉州。邓文壁，曾任云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郭秉昭，曾任江西提刑按察使司佥事。这些人物皆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形象，宛如复制了这座文塔的品格。如今保存完好的绣衣坊、豸史第、御史第、太保第、司宪坊，等等古迹，都是汝城“御史现象”的生动见证，同时也是文塔所获得的荣耀。

好诗文的雅趣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文塔，也孕育出了汝城人著书立言的爱好。

欧绍说，汝城人，曾任明朝户部郎中。据传，他来县城求学时，时常来到文塔寻找触悟。后来，他成为一名“循良廉慎，提调克勤”的朝廷命宦，还能诗善文，学识渊博，著有《屏冈述史录》《怀棠纪最录》《谕霍录》《窥豹录》等书。大学士张治在《怀棠纪最录》的后记中称赞欧绍说“知学”“知政”。礼部尚书欧阳德为《屏冈述史录》作序说：“述史五十四篇……始天皇纪迄周敬王之朝、剖疑订舛，必祈其微；赞善黜恶，必仿于义。”至今，史籍仍存有欧绍说不少的文章，如《外沙白石庵记》《重修文庙碑记》《学田记》，文中可见其家乡情结深厚。郭远，文塔旁的郭家人，康熙五十年举人，诗文为士林传诵，学使潘宗洛赞其“五岭之秀尽在子矣”。范永銮居官在外，却考虑到家乡是个遐州僻壤的地方，好书籍往往难以买到，便自购《春秋传》《左传》《两汉书》《朱子大全》等20余种书籍，赠送给县学，让应试士子阅读。拳拳赤子心，耿耿桑梓情。同时，他也善文学，著有《燕射古礼》《名儒警语》《大学衍义》等书。年迈辞官回乡后，范永銮办的头一件事，即领着家人拜谒文塔，自称年幼时受到文塔点拨，让其不愧人生、不愧家乡父老。

朱良才，这位从汝城走出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25年投身革命，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斗，也是长征中的一员。天下皆知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发生在朱良才所带领的部队中的故事。为此，朱良才挥笔写道：“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朱良才战功彪炳，也是一个军中“大秀才”，撰有《这座山，它革命》《一根灯芯》等闪烁着我军革命光荣传统的文章。其代表作《朱德的扁担》一文，被选编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深深激励着莘莘学子。

被赋能的信仰

文塔慷慨。它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用文字里的思想、辞藻里的精神来浇铸汝城人的灵魂；以歌赋里的文采、诗词里的意象浇开汝城人的心芽；更重要的是用其中的信念、理念与观念塑造了汝城人的性格、构筑了汝城人的格局，为汝城人传递了鲜活的力量。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小姑娘也曾来到文塔。

那天，晴空万里。

小姑娘见到文塔一侧竖有一块石碑，便问携她而来的父亲：这是何物？父亲告知：此乃乾坤合德碑。稍稍一读，便会知其是一份保护女婴而立的倡议书。据考，碑文系清时县令鹿宾亲笔撰写。这块石碑保存至今，仍与文塔相伴。该碑上端刻有“乾坤合德”四字，周围饰以龙纹，颇见贵气。当时，小姑娘轻轻哦一声，然后抬头仰望文塔。她这日来到文塔，是父亲邀了私塾先生为女儿举行一场“开蒙礼”。礼成后，小姑娘兴致勃勃钻进文塔，一口气爬至塔顶，再把脑袋往塔孔外伸去，眼睛睁得大大的，眺望景象万千的远方。就在这一刹那间，她怦然心动，有了无限的憧憬。时至1919年，这位刚满17岁的姑娘，已经离开汝城，来到长沙求学。不久，她走上街头，成为五四运动的一员。父亲得知女儿参与“激进”活动，接连写信给她，劝阻她的行为，甚至称只要女儿“回心转意”“安分守己”，做一“大家闺秀”，家里愿意“金砖铺路”迎她返家。但这位女子一口拒绝了。哪怕因其思想进步，被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无理开除学籍，她仍是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不久，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家中，刘少奇、杨开慧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她赶赴北伐战争前线。从此，她成为一名忠贞不渝、敢于牺牲的革命战士。

这女子便是朱舜华，出生于津江村。

她的一生，如文塔一样，富有诗意，却又是无比坚强。

前些日子，《回忆革命诗人朱子奇》一书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书名系贺敬之亲笔题写。文坛欣逢盛事，汝城人当该分享。这位革命诗人，也是津江人。1935年，他随叔父到南京，进救济院孤儿所，入西湖高小读书，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10月，他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左联“磨风艺社”，因组织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1937年经地下党联系，他前往长沙参加湖南学生救亡服务团。不久，他受党组织动员返回汝城，在文塔一侧开办星光书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日，他站在文塔之下，满怀激情地诵成《怒吼吧，醒狮！》一诗，之后刊发于汝城石印刊物《烽火》。《怒吼吧，醒狮！》，是朱子奇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之作。这段日子，他常常爬上文塔，遥望远方，寻找创作灵感，又相继写出了《致醉生梦死的人们》等散文。1938年，他赴延安抗大学习，先后在抗大和军委直属政治部做文艺工作，负责编辑《抗大生活》和《部队文艺》，参与创办“新诗歌社抗大分社”“山脉文学社”和“鹰社”。毛泽东到抗大讲课，曾观看他和魏巍办的诗墙报，赞扬说：抗大出抗日军人，也出抗日诗人。朱子奇这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散文，还时有译作。1989年11月，朱子奇回到汝城。那日，他特意来到九塘江和寿江交汇处，久久仰望着文塔。在少年时，文塔便是他最心仪的地方。朱子奇没有忘记，当年在文塔目送下，离开汝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和文学征程。再次与文塔相逢，他情不自禁地诵道：“咱们汝城人，生来骨头硬。风里显豪气，火中炼丹心……”

这副骨头，这股豪气，这颗丹心，还真是从这座文塔生发而出。坎坷中，寻一抹阳光，穿过荆棘；风雨时，撑一把雨伞，走过泥泞。纵然将姹紫嫣红都看遍，心中仍是纯净安然；即便将人生滋味都尝过，依旧欣然于平淡。生命底色完全是一派月白风清，骨子里的淳朴，从来都没有被勾兑过。这就是文塔赋予汝城人的秉性。

在汝城人心里，文塔堪称自己心中的一座信仰之塔，一座精神之塔，当然也是一件承载着满满文化自信的“有灵之物”。甚至让我看到了，文塔身上散发出的道道灵性之光，一一皆是汝城一代又一代的人向它投注的信仰、情感、祈愿。是的，文塔早已化为承载历史与文化的地标，不仅拥有强大的感应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彰显了汝城人的价值坐标点及人生取向，继而构成了一方山水的文化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