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赘言，自我们会同郴州市苏仙区委党史研究室一行人，沿着湖南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北湖区）迎送红军长征路线调研，首次目睹“两张红军字据”，已本能地感到它们面临的“求证”之路业已开启。毕竟，它们是红军长征途中所写下的字据，历经尘封91年，能完整地传承至今，实属罕见之物；毕竟，它们是极其稀缺的纸质红色文物，其所引发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以及社会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其价值不可估量。

罕见发现：“两张字据”见证军民鱼水情

我们与“两张红军字据”最初的“结缘”是在苏仙区良田镇菜岭村，时间是2025年8月13日。

这天上午，按照调研组预定的走访路线，我们与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曹勇等人来到菜岭村。

甫一见面，村党支部书记黄文彬等人便讲述开了，副支书许秋又提供了一份书面材料，让我们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原来，在2021年，苏仙区融媒体中心在菜岭村永家冲组采访并记录一个红色故事：曾有红军伤病员在永家冲后山——木奇岭上养伤，并留下了两个军马铃铛和六座红军坟。其中一个铃铛原保存在老村支书段青兰家，不慎已丢失；另一个铃铛保存在村民段元法家，只是他家有两处：一处在永家冲老家，一处在良田镇街上。

欣喜之中，我们下一步的做法得到现场所有人的首肯：下一步，追踪采访村民段元法，要目睹那仅存的红色文物——军马铃铛，并顺着这罕见的物证挖掘是否还有什么文物，那怕红军留下的只言片语也是“宝贝”……

8月14日晚，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正在良田镇上家中的段元法得知来意后，爽快地答应忙完这几天就接受采访。岂料翌日晚8时许，段元法通过微信向我们发来了两张照片——即两张红军字据，其中一张是借据。

这是我们最初从照片中目睹到“两张红军字据”。

一连几天，我们对照《郴县志》《郴县革命斗争史》等史料，表明字据上所载的时间（1934年11月）、地点（良田、大山口、木奇岭、保和一带），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途经郴县西进的史实高度吻合。

8月19日下午3时许，按照约定，我们一行5人驱车来到良田镇上与段元法见面了，接着一起赶往他的老家——位于骑田岭山区腹地的永家冲。一路上，年已65岁的他甚为健谈，说他家珍藏的“两张红军字据”保存在老家重建的新屋里，继而讲起了他曾祖父段年明和乡亲们帮忙救治红军伤病员的故事。

约一小时后，相跟着段元法，我们来到他家二楼。此时，我们像朝拜一样，目睹他从一个不起眼的木箱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长13.5厘米、直径3厘米的竹筒。竹筒表面已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温润。当筒盖开启，一股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筒内珍藏着一卷1949年他姑姑结婚时的礼单，而两张泛黄发脆的红军字据就被精心包裹藏在最里层。

段元法介绍说，这是从他曾祖父段年明起，四代人守护的“传家宝”！

立时，寂静的厅屋里，我们轮番凝眸品读罕见的“传家宝”，从而品读到了两则已尘封91年的红色故事。

这两张红军字据，其中一张借条是红军战士李伟祥和廖运材于1934年11月12日所写，借段年明医生稻谷贰拾担，还另收银圆捐献贰拾大园。段年明是当地有名的民间医生，当时他看到红军后勤补给困难，当即借粮捐钱，还带着家人一连六天轮流为伤病员配药熬药疗伤。一个自称“江西老表”的红军领导为表感谢，送给段年明和村民段位笑军马铃铛。

另一张字据是11月18日红军伤病员李伟祥等人伤愈归队时所写，记录了当地百姓积极协助红军拢（砻）谷斗米、搭草棚、挖沙洞，供官兵伤病员休息疗伤，以及段年明专心医治伤病员约六天，还有二十多名轻伤员归队，八名重伤员壮烈牺牲并埋葬于木奇岭烈士墓等情况。

当时，面对着两张红军字据，房里响起了我们与段元法的对话声。

“请问，在我们之前，你向其他人展示过这两张红军字据没有？”

“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拿给你们看是第一次。”

“让我们成为首次目击者，那是何原因呢？”

“原因是你们有诚意，由铃铛找到我，一再说明是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再追问我还保存有什么文物？说要写还原历史原貌的文章。”

“据我们初步认证，这两张红军字据是罕见的文物，而其中一张是借条。你有没有要兑现的想法？”

“没有。曾祖父临终前就曾立下家规，借据不准兑换。红军心里装着老百姓，宁可自己受冻挨饿，也不麻烦乡亲们。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恩人。这字据不是欠条，是红军和我们老百姓心连心的见证。”

诚哉斯言！我们对此话报以由衷的赞叹。

当天傍晚时分，我们又一同驱车返回良田，在段元法家，目睹了他家珍藏的军马铃铛。

质疑风波：探寻历史真相

大约半个月后，即2025年9月初，经当地媒体报道——在苏仙区发现两张红军字据，迅速引发社会关注。一时间，质疑风波顿起，有人在网上发文称“伪造文物不可取”，并从年代久远、难以保存下来等方面陈述其种种质疑；而更多的质疑是直指字据，如称字据中“红三军”与“红三军团”表述不一，使用“平方米”计量面积、采用公元纪年、简体字较多，且“烈士墓”“中草药医生”等称谓不符合当时习惯。

就在这一时期，郴州市档案馆联合市档案局及市区两级党史研究部门，启动了历史真相的探寻：立即赴现场勘察，启动考证、鉴定、保护程序。工作人员查阅《郴县志》《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等权威资料，证实1934年11月红三军团一部确实在菜岭一带活动，字据中“红三军”应为“红三军团”的口语误述；字据中提及的段多庆、段位笑等村民，均能在村族谱中查证。

关于“平方米”的使用，虽然当时农村常用亩、分，但红军中有不少知识分子，使用现代计量单位并不奇怪；关于“烈士墓”的说法，虽然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烈士褒扬制度，但“烈士”一词在古已有之，用来尊称牺牲的将士，符合红军的文化水平；关于“中草药医生”，这是对“郎中”的正式书面称谓，与口语“郎中”并不矛盾；关于公元纪年，红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使用公元纪年是常态；关于简体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为主，但部分简体字在民间已经流行，且红军中有人使用简体字书写，也在情理之中。

苏仙区党史研究室随即出具考证报告，对史实予以认定。

鉴于两张红军字据纸张脆化破损严重，市档案馆迅速安排档案修复专家采取应急保护措施，进行专业修复，让其得到高标准保存，并相应完成了高精度仿真复制。

这期间，我们调研组沿着红军行军线路，深入苏仙区、北湖区沿途30多个乡村实地考察，探明了红军长征途经菜岭村的历史真相。

尤其是，12月4日下午，我们几经辗转，在郴州城区一小区，追踪采访到又一见证人——即本文所述军马铃铛已遗失的老村支书段青兰。

老人虽已81岁，仍思维清晰。她说，小时候听父亲段位笑讲，当时他们救助红军伤病员，因为要送饭送药，红军便送了两个铃铛，让他们每次上山靠近洞口时摇动铃铛联络，还称“你们几个老乡就是我们红军的联络员。”

顿了顿，青兰老人回首道，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她是大队妇女主任，带人在山上干活，岭上开满了映山红……

继而，老人比划着说：看到了杂树丛林中有8座红军坟，坟前还有一块石碑，有半米多高，上面刻了“红军”两个字。听老人说这碑是红军离去时，特地刻碑而留下来的……

无疑，青兰老人的口说，又是一重要佐证，成了我们探索历史真相的组成部分。

价值彰显：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瑰宝

纵观两张红军字据的“求证”之路，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2025年12月9日，一是2026年1月28日，格外引人瞩目。

正是在这两个时间节点，受郴州市档案馆提请委托，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征集与鉴定中心两次组织专家对“2025年度郴州市档案馆所藏档案鉴定评估项目”的实物资料进行现场鉴定，最终确认其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品，并于2026年1月30日出具正式鉴定评估报告：该套实物资料（即两张红军据、一卷礼簿、外装竹筒）为二十世纪30年代纸质和竹质制品，藏品保存状况良好，完整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研究价值，符合展陈、保护和收藏需求。

面对这一喜讯，段元法表示：红军与曾祖父以及乡亲们“两张字据”的故事，是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缩影。我们会把传家宝保存好、传下去，将“两张字据”的故事代代相传，讲给更多人听。

回首两张红军字据的“求证”之路，郴州市档案馆文物修复专家曾丹道出一番感慨：这两张红军字据是中央红军长征过境郴县的直接物证，以原始文献形式记录了红军借粮捐款、群众自发救助伤员等细节，填补了地方党史中军民互动的空白。它不仅印证了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纪，更彰显了“徙木立信、言出必行”的政治品格。其精神内核与“半条被子”的故事一脉相承，共同构筑郴州深厚的红色文化谱系。作为稀缺性强、传承清晰的革命文物，它们为红色文艺创作、主题教育、廉政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是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载体。

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在极端艰险的长征途中，能留存如此完整的红军字据极为罕见。它所记载的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亦是初心的回响——借东西要还，得人恩情要偿，承载着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体现，亦是中国共产党力量之源、火种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