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宋大诗人、国史编修官秦观穿越千年来到现代，看了《郴州通典》，说不定会再赋一首《踏莎行》。

历经4年编纂的《郴州通典》，近日宣告问世，这是湖南市州首部大型历史文献典籍。

《郴州通典》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堪称郴州的“四库全书”，收录215种文献，编为186册，约1亿字，汇辑现今存世的自唐代至清末郴州范围内各类文献典籍，是迄今为止全面反映郴州历史文献著作的集成大观。

▲《郴州通典》出版发行发布会现场。（图片来源：爱郴州）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说，从整个中西部地市层面来看，具备这种文献规模的出版项目并不多见。

那么，郴州为什么要修典？

首先是于历史，“立存”所要。郴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湖湘、中原、岭南文化在这里交汇，儒家、释家、道家文化在这里传衍。

深厚的文化积淀，哺育出璀璨的往哲先贤，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但时移世易，因风化、虫蛀、漫漶等自然侵蚀以及兵变、焚禁、损毁等人为因素，加之郴人短于“立言”“立存”，郴州文献典籍“垂垂老矣”，散佚严重，亟需系统整理和综合保护。

其次是于现实，“彰文”所需。文化是引领地方发展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修一部通典，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于郴州，能延续千年文脉，留存城市的“根”和“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郴州人而言，能更好地了解郴州的历史和文化。

可以说，修的是文脉传承，典的是文化自信。

2020年初，郴州启动编纂工作。郴州市原副市长、市文史研究会会长雷晓达任总纂，曹知法、马治平、吴兴和曾广高任副总纂。

《郴州通典》选择“通典”二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编纂者们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

最终，确定能收录入《郴州通典》的内容范围为：郴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郴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郴州版丛书，所收文献下限为1911年(部分延续至民国)。

“编纂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有‘四难’，底本收集难、甄别取舍难、史料考证难和训诂点校难。”雷晓达告诉观潮君。

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郴州古籍散佚严重。唐前郴邑著述更为罕见，郴州市内现留存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少之又少。现存古籍要么“有目无书”，要么“有书无目”。

雷晓达介绍，整部通典共收录215种古籍文献，在郴州本地发现并留存的仅有3种。

底本搜集的难度，可想而知。

雷晓达举例，《小谷山房杂记》《桂考》的作者张光裕，因其仕宦不显，地方志失载，经苦苦搜寻，最后是从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张氏家谱》中寻得线索。

而像这样花费巨大时间、精力、成本才找到文献的例子比比皆是。

文献搜集千辛万苦，如何甄选“宝贝”，又是一难。

很多文献往往版本不一，特别是受朝代更替、战乱等因素，其真伪和价值更需考证。

编纂者们确定的甄选原则是，“年代最早、内容最全、价值最高、品相最优”。

但这也意味着，编纂工程量很大。

▲《郴州通典》收录215种文献。

“甄别也好，考证也罢，点校也好，没有捷径可走，惟有读懂读透。”曹知法说，在编纂过程中，需要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地深入研究。

比如，在甄别收录清代萧洪治所著《罗经解芟讹》时，曹知法最初看到的题目为《罗经解𦭜讹》，但在阅读原文时，他总觉得解不通。

经过反复考证比较，曹知法断定，“𦭜”应为“芟”，即“删减”之意。这一更正，得到了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收藏机构的认可。

随着编纂工作的深入，一批批珍贵古籍浮出水面，“重获新生”。

两千余年的郴州历史人文、学术风尚、社会习俗，靡不毕见。

“存史可以启智，以文可以化人”，在不少人看来，此次郴州修典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盛世修典，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告白。

在《郴州通典》编纂中发现，留存郴州本地的底本只有3种，其余212种都来自外地，甚至国外。这其中，不仅考验着编纂者的毅力，更需要地方上相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郴州修典之决心和毅力，可见一斑。

可以说，这是首次对郴州历史文献的一次大汇集和大整理，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大集成，是郴州锻造的一张文化新名片。

“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修典的过程，也是郴州寻找自身历史文化之“根”的过程。

郴州是湖南的“南大门”，素有“楚粤之孔道”之称，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接壤”和交融之地，也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咽喉要道。

在这样的地方修典，为历史留存底稿，既是荣耀，更是使命和责任。

《郴州通典》不仅让郴州的千年历史文化熠熠生辉，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也在省内树立了样本。

“通”达历史，更“通”向未来。

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抵达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郴州通典》是一座连接郴州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如何让文化传之后世，如何让民族的根脉延续？

或许正如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高适说的那句话，“只要黄鹤楼的诗在，黄鹤楼就在；只要长安的诗在、书在，长安就在”。

《郴州通典》涉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网罗一邑历史文献典籍于一书”，这是一笔无价的宝藏。

▲《郴州通典》编纂中搜集的底本。

但宝藏如果束之高阁，那便只是沉睡的符号。如何让《郴州通典》“活”起来、用起来，创造性转化，更好服务郴州高质量发展，是需要思考的课题。

这方面，郴州已经有所行动。雷晓达介绍，目前《郴州通典》已在全国大宗图书馆收藏，在郴州图书馆专门设立了陈列馆，以供郴州人和外地友人学习阅读研究。

同时，让《郴州通典》“上网入云”。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对古籍文献“原样数字化”，不日将免费面向大众上线。

传承好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当年，学习秦观那首写于郴州的《踏莎行》，读到“驿寄梅花，鱼传尺素”时，老师曾专门解释，何为“梅花”和“鱼”。

“梅花”是指信封上封口处的泥印形似梅花，鱼是说古代会用雕刻成一条鱼形状的木头盒子保护寄送信件，诗人以此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记得老师曾说，以后看到“呼儿而烹鲤鱼”，别以为是叫孩子做鱼吃，而是叫孩子来读信。

典籍金句里，藏着厚重的文明。

文化不仅塑造了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还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核心基石。

辉煌灿烂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财富，传承好，发扬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