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杨怡晴 郴州报道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诵训》中的 “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一语，是地方志的简称。人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地方志，是指记述一个地方历史发展变化情况的资料性文献。

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自古以来，“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串联起中华文化千年不断的历史脉络。持续不断编修地方志，在中国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已然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

理清浩如烟海的往事，记录时代发展的变迁——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一群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甘坐“冷板凳”的方志人，编纂出一本本记录伟大时代、讴歌伟大时代、奉献伟大时代的方志作品。

5月22日，湖南郴州，来自全省各地的方志人相会于此，举行了湖南省脱贫地区扶贫志工作推进会暨编纂业务培训会。

值此之际，红网记者对话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院长江涌、郴州市地方志编纂室主任孙佑民、汝城县地方志编纂室主任范永平，透过一卷卷正在编纂的湖南地区扶贫志，探讨我们为什么要修志。

一项彪炳史册的伟业与一本扶贫志

“我们是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记录者。”一阵洪亮的声音在房间内回响，铿锵有力地讲述方志人的责任与担当。

“但修志是一个‘坐冷板凳’的活儿”——话音一转，江涌如此说道。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编纂扶贫志，就是要将这个伟大的历史成就完整、科学、准确地记录下来。”江涌说道。

2022年9月1-2日，首次全国扶贫志编纂工作推进会在云南昆明召开。同月，范永平开始牵头启动汝城县扶贫志的编纂工作。在随后的8个多月时间里，他和5名同事收集了超过150万字的文献资料，扶贫志编纂进度过半，“确保7月底能够完成初稿。”范永平徐徐说道，一如沉稳内敛的古代文人。

然而此事绝非他言语中说的那般轻巧。

扶贫工作涉及单位多，关联部门广，牵动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编纂扶贫志之初，首要任务就是要让社会各界提高认识，充分了解编纂扶贫志的重大意义，最大限度地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

“所有参与扶贫工作的单位和个人都是一本活资料、一部活文献。如何吸纳、调动大家积极参与，将这本扶贫志‘绣’出来，达成共识至关重要。”江涌强调。要凝集成这个共识，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编修扶贫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全省扶贫志工作推进会要在郴州举行。

当前，在郴州市县两级地方志工作者的努力下，全市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脱贫地区县级综合年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打造了一批精品力作佳作，《汝城县扶贫志》入选第一批中国扶贫志丛书编纂名单，《沙洲村志》列为省重点主题出版志书计划，桂阳县编纂的《阳山村志》入选第六批中国名村志丛书……

方志工作者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再者，郴州市是我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而汝城县更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这样的双重身份让郴州成为透视红色文化与脱贫攻坚工作的窗口。

修志，是一个透过历史现象、探寻事件本质的过程。“半条被子、一张借据等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汝城，这里缘何是红色革命重要地、又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这是必然与偶然的双重结果。”聊起汝城的红色故事，沉默良久的孙佑民侃侃而谈。

2016年，孙佑民服从组织安排，调任到汝城开展扶贫工作，这一干就是三年多。孙佑民说道，如今通过汝城的高速公路，那个时候尚未拉通，脱贫攻坚让汝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汝城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界区，因为海拔较高，以往从江西等地来到这里称为“上汝城”。山高路险、闭塞隔绝、贫穷落后是当时汝城的代名词，但这也为革命战争时期保存“星星之火”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脱贫攻坚是党的初心使命，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将这段伟大的历史成就进行挖掘、整理、梳理并编纂成志书，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江涌坚定地说道。

勾勒完整的民族记忆

古代地方主官上任后，有三件大事要做，即收税、断案和修志。

为官修志，其中的逻辑就在于，为官一任必须对当地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等情况了然于胸。志书就是“一方之百科全书”，它横陈百业、包罗万象，将一地的方方面面情况都记录下来，给后人以历史教化、经验教训和智慧借鉴，这就是“以史为鉴”。

扶贫志作为专题类志书，要力求全流程、全方位、全链条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消除中国绝对贫困问题上作出的决策部署、重大政策、重大举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伟大成就。

江涌认为，地方志记载的内容，在当下或短期内难以全然展示和发挥其作用、功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弥足珍贵。正所谓盛世修志，垂鉴未来；志载盛世，泽惠千秋。

孙佑民深情地说道：“汝城人民的革命热情历来蓬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在全国革命斗争运动呈现一片萧条的时候，汝城的革命斗争还是热气腾腾。”这种为民族团结、国家富强坚定奋斗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了脱贫攻坚伟大事业上。

夫妻扶贫、父子扶贫、父女扶贫、姐妹扶贫、兄弟扶贫……在编纂扶贫志的过程中，孙佑民目睹了太多家族内接力棒式地推进脱贫攻坚的故事，“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挖掘、记载和宣传还非常有限。”

“数百上千年后，我们如何向子孙后代讲述这个‘摆脱千年贫困’的壮举？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段段非凡的故事、一条条精准的数据、一幅幅生动的图片，将是最好的注脚和回答。”江涌紧接着说道。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兴起了编修村志的风潮。盛世修志，这既是对当下我国经济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康的折射，也是一种文明进步与文化自信的象征。

除此之外，江涌认为这是对“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优良传统的赓续和弘扬，通过这些历史主线路的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文明架构的闭环链。

乡村，是一个最小的基层单位，它所发生的历史变迁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停顿片刻后，江涌谈到了当代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家山》。

《家山》书写了一个名为沙湾的村落，在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建立20余年间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抽壮丁、大洪水、征赋纳税、乐输抗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江涌认为作者在架空的视角下，将其真实故乡的山川河流、地理人文、伦理体系、理想追求等等融入进去，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迁史。

事实上，王跃文曾经这样写道：“《家山》里沙湾的地理环境、村落形势、四季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等，都是依着我的真实村庄漫水虚构的。”

“我们可以从一地一域的变化中窥见大千世界的演变、历史的变迁。”江涌如此说道。

方志何用？

哲学上有三大终极问题，即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修志，首先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提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世界社会主义的500年历史、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通过这些记载，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初心，这实际就是一种‘根的文化’。”江涌解释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通过这三条脉络，白纸黑字地将浩瀚的华夏历史传承下去，给当政者以治国理政智慧、给后人以教化启迪。“这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而文化没有消失、文明没有断代的一个主要原因。”江涌总结道。

前文讲到，修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和传承，同时更是中国人民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历史上，中国人的足迹走到哪里，方志就写到哪里。

地方志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治理等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的志修到哪里，就意味着我们的疆土拓展到了哪里。”方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宣示主权”，地方志文献中相关史料记载就是无可辩驳的实证、铁证！

方志何用，“有何用”是一方面，“如何用”是另一方面。

方志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修、传、用。“在当下，如何把地方志用活，是我们地方志工作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目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正在思考以方志为母本资料，进行视频化、漫画化等二次创作，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湖南故事、讲好地方故事，“要以生动的、活泼的、通俗的、可读的形式修志、传志与用志，尤其要让青少年充分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江涌满怀期待地说道。

“我们现在修志，更多的是书写当下这个时代。”范永平说道，比如一个村的村志，记录村庄的历史变迁是一方面，但更多是要反映它在新时代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在这个过程中以古鉴今，发扬可借鉴的，批判不恰当的。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是我们方志人的神圣使命；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是我们地方志工作机构的重要职责。”江涌认为，在编纂扶贫志的过程中会收集整理出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未必都能全部入志，但这个梳理过程是将这段特殊的历史完整地保存下来，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采访的最后，当记者问及对编修湖南脱贫地区扶贫志有何期待时，江涌等人铿锵有力地说道：“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方志人！”随即，一阵爽朗的笑声绕梁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