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上树有条路，书香能致远。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全是书香送来的福气。

小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毛钱压岁钱，我跑到书店，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叫《半块银圆》，价格一毛二，我还差两分钱。咋办？回到家，找到了一个牙膏皮，供销社回收，一个一分钱。而另一盒牙膏还有一半，我便在刷牙时超量，猛挤。母亲发现了，我挨了骂，心里却高兴——拥有了那《半块银圆》。日积月累，我的书多了，故事也多了，小伙伴们就缠着我讲，我成了他们的故事大王。

老师作文讲评，总喜欢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高一时，我写了《除夕之夜》，讲父亲费尽周折回家吃团年饭。老师念完，说：“你们班最有可能成为作家的就是陈应时！”他这句话，激发了我的兴趣，我想当作家。

桂东一中，一进大门，就是一个大厅。摆了一溜儿报架，有框有轴，可以转动。玻璃框里贴着各种报纸，看完一面，手一推，转过来，看另一面。下课铃一响，我想先睹为快，便打飞脚冲向报架，怕去晚了，要站在别人后面伸长脖子，字小，吃力。我每天都把报纸看完，一回到教室，立马把笔记本当坛子，把刚才的好词好句倒豆子般倒出来封存，生怕日后找不到。为了能更方便借书，我自告奋勇地当了学校图书室义务管理员，利用休息时间方便同学借书的同时，自己也能“近水楼台”借阅大量心仪作品。

由于与数学老师赌气，偏科，我创造过年级考试语文第一而数学却倒数第一的“瞩目成绩”，高考无缘上榜。回乡后，曾卖柴度日。生活艰苦，却挡不住书香的诱惑，常常把卖柴的钱抠出来买书。夜幕降临，村民入梦，我就还在煤油灯下看小说，看得鼻子眼儿全黑。有人看不惯，把我当反面教材骂孩子：“短命鬼，不要去读书了，免得像应时那样，读几年摆子书，连农活也不想干了——文不文，武不武，穿长衫赶猪牯，成何体统？”

这话像尖刀，字字诛心。

更让我难受的是来自一位同学的“激将”。那天，我在学校附近做了点小生意，老板说要过一两个小时才能结账。正好有个同学在该校复读，他父亲曾是我父亲的部下，我曾把山上砍来的柴用汽轮车拖给他家，两家也算世交。心想，他乡遇故知，见见面，叙叙旧，喝喝水，应是一种幸福。随知一见我，满身泥巴，像刚刨了田埂的野猪，他立马变成了蛰人的翘尾蚁：“老师不是说你最有可能当作家吗？现在出大作呀，怎么当资本家啦？”

我无地自容，羞愧，苦涩，伤心，放下水杯，落荒而逃。

我决心重拾作家梦。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把15元积蓄取出来，报名参加了刊授大学。当时的刊授大学，新鲜，既没门槛，也没教室，更没围墙，无论老少身在何方，均来者不拒。虽然国家不承认文凭，但刊物负责，资料及时，老师认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试着向县广播电视台和县《凤岭》墙报投稿，得到了编辑老师的指导与鼓励，不断有稿件被采用。《远处有成才之路》在《凤岭》发表后，我收到了五元稿费，激动了好几宿。别小看这五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泥瓦匠两天半的工资。村民在一座古桥上取石建房，我在郴州日报上发表了《救救古桥》，引起了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我深知“人中人、水中水”的道理。水只有融于水，才能成江成海。人也一样，不能单打独斗。于是，我与好友邓焱萍一起，拉一帮文朋诗友，创办了桂东县第一个农民文学社团——流源文学社。每到赶集的日子，便聚在一起，请老师讲课，畅谈读书心得，交流创作经验，出墙报，办内刊，搞笔会……山岚飘着浪漫，书香醉了乡村。

书香改写了我的命运。我以笔为斧，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每走一步，成熟一步。通过学习，我获得了大专、本科文凭，由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由村小校长到学区教育专干，由县教育局办公室秘书到县委主要领导身边的“笔杆子”，最后走上了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这个专管“笔杆子”的领导岗位。我还兼职多年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先后在郴州日报、今日女报、湖南日报、湖南作家、光明日报等媒体发表散文、杂文、小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数百篇。2010年，郴州市作协还把我选送到毛泽东文学院作家班学习，聆听了王跃文、阎真、梁瑞郴、水运宪、唐浩明、纪红建等名家讲课。我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官险》《色险》《商险》和散文集《遥远的姑娘》以及长篇报告文学《纵横山水间》。我笔下的胡昭程、方璇等典型人物先后被拍成电视剧和电影搬上银幕。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桂东一中百年校庆，有关领导邀我在宣传片中露脸。我笑道：“我这棵歪脖子树，愧对母校培养，幸有书香，才活了下来。”片中挑选了医学、数学、理论、文学四“家”代表，我作为桂东县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讲了几句。银屏下，那个曾“激将”我的同学感概：当年老师看得真准！

书香圆一梦，一晃四十年。如今，我年过六旬，为完成又一部长篇纪实，深入广西，上矿山，进企业，食人间烟火，写凡人风采。有人打趣我，现在像个“专业作家”。